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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早對“時髦”（Fad）現象作研究的乃是美國前代學者鮑加德斯（Emory Bogardus）。他在1915至1924年間，每年找100人問他們當年最時髦的5件事。他的10年研究，方法上并不嚴格，但結論卻極精彩：
　　（一）絕大多數“時髦”事務都是朝生暮死，能撐過3年已經極稀少，那個時代只有“男子腕表”取代了“鏈表”而留存下來。
　　（二）因此，人們所謂的“新鮮事”，其實是很可疑的。它初起時很能吸引人，造成“羊群效應”，大家都一窩蜂地湊熱鬧，但因為新得沒什么道理，于是很快就冷了下來。
　　鮑加德斯的早期研究，其實已碰觸到了今天所謂“創新”這個問題的根本。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可分三個層次：
　　——最高層次乃是“發明”，無論科學、制度或商品，它能針對基本的環節加以突破，這種“發明”自然可長可久。
　　——到了近代，人類更加鼓勵“新”和“不同”，于是“發明”的概念遂被俗化成了“創新”。“發明”里的真正原創性不見了，與別人不同的“新”開始成了主流。這也是我每當聽到大家夸夸而談“創新”時，心里總是忐忑不安的原因。
　　——及至到了現在，全球都把“創新”這個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創新”已成了引人注目的花車，不趕搭上就覺得有壓力，這種“趕流行壓力”(Bandwagon Pressure)，使得搞政治做學問，或者做生意的都要“創新”，在這種時代氣氛上，“創新”已被庸俗化，變成了“出點子”“搞花招”。由于這種“新”，都只是在小地方研究，因而“新”雖然多，但多數都只是“符號式的膨脹”（Symbolic inflation），來得快，去得更快，許多時髦的事，都是“短命的熱狂”（Short-lived enthusiasm）！
　　因此，在這個大家都在說“創新”的時代，我們當然也必須“創新”。但在談“創新”時，卻不能忽略了“發明”、“創新”、“出點子”之間的分際：
　　“發明”乃是一種文明進步的事業，各行各業的發明家，必須對該行業的過去現在有綜觀式的理解，當對過去現在有了理解，對未來才可能有愿望及想象，而愿望和想象乃是“發明”的基礎與動力。這是“出點子”的人不可能理解的。這也是為什么我一貫主張、重視“發明教育”，透過研讀發明家傳記和發明史，讓人們懂得發明的邏輯，才可能使人眼光放大放遠，免得誤把“出點子”當成了“發明”的理由。
　　至于講“創新”，人們不能忘了前代經濟思想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談到“創造性毀滅”時所說的“創新”精神之本意，那是一種新財貨、新技術、新組織、新模式的創造。他所謂的“創新”，比起“發明”毫不遜色，那是一種更整體性的“發明”，其綜合效果可能更大。在我的認知里，中國近年來的整個鐵路運輸提速計劃，就當得起成功“創新”的典范。
　　無論“發明”或“創新”，它都需要某種大聰明。但近年來在“創新”“創意”之名掩護下的“出點子”，卻顯然與大聰明無關，它有“新”的外衣，卻少了知識的含金量，因而看起來花俏，但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特別是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這種概念高唱入云，世界各國也投入了大量資源，看起來很熱鬧，各種“創意活動”也大張旗鼓地在舉辦，許多人并將它與“國家軟實力”扯上邊。但若把這本賬好好算一算，它究竟積淀出什么成果卻頗堪憂疑：它是否只是以“文化創意”為名，照顧了某些特殊文化人？花大錢搞很多炫酷的活動，是否只不過等于放了許多昂貴的文化炮竹？這種趕集式的“文化創意”搞多了，除了產生一堆文化創意過動兒，又與國家軟實力何干？我們不能忘了，美國奈教授（Joseph Nye）在談軟實力時，可是以學術力、思想力、知識力等為基礎的！
　　美國德拉瓦大學教授喬•貝斯特（Joel Best）在談到“創新”時，特別提起1958年的呼拉圈熱，呼拉圈只流行了半年就冷了下來，全美賣出2500萬個，為人口的1/7，5至11歲的小孩則人人皆有一個，呼拉圈是個“好點子”，至少那家公司賺了錢，但它有貢獻嗎？其實并沒有。但這比起另外許多搞不出名堂的“創意”還算是好的。由此也等于提醒了我們“創新”是應該的，但在做“創新”時，還是要多一點盤算，多一點大聰明，少一點小點子。“創新”時還是要看看有多少含金量！

該文章在 2010/11/13 10:08:34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