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色丁香婷婷综合尤物/久久精品综合一区二区三区/中国有色金属学报/国产日韩欧美在线观看 - 国产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tv

　　再見，輕騎

　　新一輪重組，讓曾經“踏上輕騎，馬到成功”的濟南輕騎的命運有了續集。這家典型的中國地方名企、不死的ST，是穿上了華麗的外衣，還是被脫光了衣裳？但無論評價如何，資本市場將再也見不到那個叫做輕騎的摩托車王國了。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濟南報道

　　在輕騎集團員工王志剛(化名)的日記里，2006年12月27日，他這樣記載：“耐不住氣憤情緒，工人們走向和平路堵住了來來往往的車輛。到了晚上許多工人主動留下來，看守被鎖住的兩個大門。已打好包裝箱的摩托，早已擠滿了廠區的空地。”

　　從那天開始，他開始堅持每天寫日記，記錄輕騎的點點滴滴。

　　現在，坐在《中國周刊》記者對面，他有著當年一樣緊張的情緒，“2006年，那時，濟南市國資委對輕騎集團員工進行買斷處理，我們在爭取內退工人的權益。現在，是輕騎上市公司的殼被拿走了，接下來，對方湖南天雁怎么處理上市公司員工？”

　　他擔心，失去了最后的殼，輕騎接下來的命運將兇多吉少。

　　王志剛們的擔心源于2010年9月3日，ST輕騎的一份公告。

　　公告稱，控股股東中國兵裝集團擬將所持公司股份轉讓給中國長安，占公司總股本的31.43%；中國長安則將其持有的湖南天雁100%股權與濟南輕騎全部資產和負債進行置換。

　　這意味著，交易完成后，湖南天雁將借殼上市，原有輕騎本身的業務退出資本市場。

　　湖南天雁是一家主營汽車發動機零部件生產和銷售的企業，去年盈利4000萬元。相對輕騎9億股資產，業界評價為一樁“蛇吞象”式買賣。對此，市場并不買賬，公告當日，ST輕騎剛一復牌，便大量拋盤涌出，成為兩市唯一跌停的股票。

　　在這之前，ST輕騎被稱為“股市虧損大王”，但由于歷經三次中國式重組，也有說法是“不死的輕騎”。它和它的成就者——輕騎集團原董事長張家嶺，都被賦予了傳奇色彩。

　　這一次，老輕騎退殼，不知道是一篇企業史的結束，還是又一個篇章的開始。

　　發家軌跡

　　“沒有張家嶺就沒有輕騎。”在《中國周刊》記者接觸到的輕騎員工中，這句話是他們對張家嶺的評價，也是對輕騎歷史敘述的開始。

　　輕騎總部在濟南市和平路34號。臨近中午，大門外的水泥花池臺階上，坐了一排身穿藍白相間工作服的輕騎員工，他們吸煙聊天，百無聊賴。廠內的樓房很舊，淡藍色的墻皮褪色了好幾層，翹起來。

　　現在輕騎的產量已經大大下降。打包車間的王燕(化名)說，“九月份，我們工組只上了18天班，因為沒有活。現在三條生產線一天的產量在一千輛左右，原來最好的時候一條生產線就一千多。今年八月十五，月餅都沒有發。”

　　維修工小李則計劃著自己開個維修店去，因為一個月一千多塊錢的工資不能養活小孩上學和家里開支，“1996年，我就能拿到現在的工資，十幾年過去了，我還是拿這些。”

　　張文廣(化名)喝上一口啤酒，“廠子好的時候，兒子總問我，爸爸你什么時候休班和我玩，那時候我們產量高，效益好，中午吃飯休息時間只有半小時；現在，有時間了，想和孩子玩，人家大了，唉，不和你玩了。”說完，又喝一口啤酒，“我相信，輕騎的大部分員工都不會恨張家嶺，當年他吃到肉了，我們也喝到湯了。但是現在什么都沒有。只有時間了。”

　　他們都是在輕騎二十多年的員工。

　　輕騎最早是濟南縫紉機廠，后來生產機動腳踏車。1984年，張家嶺從濟南國資委一輕局副主任的位置調到輕騎，做廠長。

　　比張家嶺更早來到輕騎的任建中，后來做過輕騎集團辦公室副主任，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張家嶺是個能干事的人。張去銀行貸款，酒桌上，銀行方指著滿杯的白酒說，“老張，你喝酒，多喝一杯，我就多貸給你100萬元。”最后，張家嶺得到了7000萬元，全部用于引進技術設備。從那以后，輕騎開始從生產輕型摩托轉為大摩托。

　　1993年底，濟南輕騎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上市的是集團三塊優勢資產：第一總裝廠，第二總裝廠和發動機廠。這是濟南市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我國摩托車行業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到1995年，輕騎集團成了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輕騎股份、海南新大洲、海南海藥)、總計100多家企業、擁有150億元資產的大型企業集團。

　　那個年代，山東人結婚都流行送“三金一木”，指的是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鏈和木蘭摩托車。木蘭，就是張家嶺在位時大力發展的一個摩托車品牌。

　　原輕騎集團清欠部部長王建中，對輕騎的財務狀況了如指掌，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當年輕騎“跨行業、跨地區”并購了很多企業，涉足100多個行業，張家嶺自己都數不清集團旗下有多少企業，在中層會議上，他會掰著指頭數數幾家大的摩托車企業，這家產量多少，那家產量多少，這一年總收益多少。

　　但是，中國很多上市公司的通病——關聯交易，一開始就在輕騎身上顯現。任建中任辦公室主任期間，輕騎還是上升期，他說，“輕騎上市公司從一開始就只是輕騎集團的生產車間，它沒有自己的采供銷團隊，依靠集團來完成。同時，它又是集團圈錢的工具，在幾次融資后所得的錢都讓集團拿來用作償還銀行貸款。”

　　濟南輕騎上市后募集資金中，有3億元被用于輕騎集團還債。1997年，輕騎股份發行B股募集的10億余元資金，當年就被輕騎集團拿走了6億元。

　　任建中發現，張家嶺的心態在變，兼并重組沒有那么謹慎了，一句掛在嘴邊的話是：“在中國，有了政策支持，沒有辦不成的事。”

　　從1993年到1997年，輕騎先后兼并了幾十家企業，其中不乏在政府意圖下兼并的破產企業。這些企業后來大都倒掉。

　　滑鐵盧

　　轉折還是來了。

　　1998年的一天，濟南市地稅局一位副局長來到輕騎。之前，輕騎累計欠地稅8000萬元。

　　張家嶺沒有接待這位副局長。民間流傳的說法是，“這位副局長不愿意了，當即查封了輕騎的倉庫，接近三萬輛摩托車被封存在倉庫里。張家嶺還是沒當回事，覺得我是名企肯定會解封的。”

　　結果，一個月后，濟南市地稅局對3萬輛輕騎摩托進行拍賣。

　　“領導們全傻眼了！低價拍賣出7000萬元，相當于輕騎近三個月的全部產量。直接把輕騎的資金鏈給斷了。”任建中說，張家嶺也對此做過補救，采用信用證做抵押向銀行貸款恢復資金鏈，但作用微乎其微。后來這也成為給張家嶺定罪的第一條。

　　拍賣事件傷到了輕騎集團以及張家嶺的筋骨。這一年，輕騎上市公司第一次對外公布虧損。

　　禍不單行。第二年，輕騎集團證券部被查出炒作輕騎股票，一次性罰款1個億。這個證券部早在輕騎上市之前就設立了，主要職責是“辦理上市的事宜”，等到輕騎上市，這個部門下設在集團下面，成為集團炒股賺錢的工具。通過炒自己的股票，先后賺了2個億。

　　1998年到2000年，輕騎主營業務收入年均下降幅度達50%左右，而每股收益也從1997年的0.48元，降到了2000年的-0.28元。

　　2000年，“輕騎系”企業全面虧損。之后，輕騎集團挪用上市公司25億元資金的重大違規事件曝光。至2002年，公司全年虧損34.055億元，輕騎股份淪為ST輕騎，新大洲、海南海藥兩家公司則相繼脫離輕騎集團。

　　兩年后，在一篇名為“ST濟南”的文章中提到：2002年，濟南當地所有上市公司全部ST，其中包括股市虧損大王ST輕騎。

　　在采訪中，不止一位輕騎員工反問《中國周刊》記者，既然張家嶺有本事，集團又那么大，“輕騎集團就有50多個億的資產，加上控股的資產，150億資產，怎么瞬間就沒有了？”

　　王建中分析，“內部的原因就是管理機制沒有轉變過來。資金鏈在一年的時間里斷掉了，當地政府也沒有對此進行及時的輸血救治，重感冒演變成了絕癥；另外，客觀的原因是那些年民營經濟崛起，重慶宗申、榮欣等企業低成本進入摩托車行業，對整個行業形成很大沖擊。還有，這個行業實際上已經開始進入夕陽時期，潛力已經沒有那么大了。”

　　拯救與重組

　　張家嶺也想過挽救。

　　從1997年以后，輕騎開始收縮戰線，將包袱企業紛紛讓給當地政府或者宣布破產。1995年開始，輕騎籌備成立汽車事業部。先后兼并了煙臺發動機廠，以及淄博的一家生產輕型貨車的工廠。任建中說：“當年，我們對于做汽車都已經做了詳細的目錄，只等啟動。”

　　但是，這些都還沒有來得及做，就遭遇了1998年的拍賣危機和接下來的上市公司罰款。

　　2000年以后，張家嶺開始盼望有一個外力的介入，能夠重組整個集團，以此解決資金問題。

　　最終，張家嶺盼來了印尼的韓氏集團。這是一家做房地產的印尼公司，雙方的訴求是“一方要地，一方要錢”。

　　張家嶺為韓氏集團特派人員開出的報酬是月薪100多萬元。輕騎的干部中有人不服，張家嶺大發雷霆：“誰要能挽救輕騎，我也給他100萬！”當時，輕騎的員工已經有半年沒領到工資了，張家嶺末路拼殺，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經過一年的磨合，雙方無果而終。民間的說法是，“濟南市政府覺得韓氏不妥，也不愿意輕騎和它進行重組，最后也沒有提供好的土地政策；另外，韓氏也沒那么大勢力重組整個集團，輕騎也看明白了這點。”

　　之后，濟南市國資委開始介入重組輕騎上市公司。在輕騎員工看來，“國資委早就想甩掉輕騎這個包袱了。想趕緊找一家名正言順的企業把輕騎嫁出去，哪怕是無償贈送股份。”

　　這中間有個小插曲。

　　2003年，剛剛借殼鄭百文上市的山東三聯家電集團，宣布對輕騎上市公司重組，煞有介事，卻在最后時間里忽然宣布退出。

　　濟南當地一家媒體的財經記者，一直跟蹤輕騎多年，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三聯重組，現在看來只是政府拖延時間的一個辦法，三聯當時的實力根本不可能重組得了輕騎。政府一直在謹慎地選擇自己認可的重組對象。”

　　最后，濟南市國資委選中了中國兵裝集團，一個帶著雄厚背景的央企。國資委給出的優惠條件是：贈送ST輕騎和輕騎集團下屬中日合資公司輕騎鈴木的大部分股份。

　　2006年9月，ST輕騎公告稱，濟南輕騎的3.97億股國有股份全部劃轉給兵裝集團，兵裝集團重組濟南輕騎的全部資產業務，承接現有全部職工。

　　當年年底，一條令濟南人為之震驚的新聞被爆出：張家嶺被“雙規”。次年4月，張家嶺因涉嫌私分國有資產、受賄罪，被正式逮捕。這標志著輕騎的張家嶺時代徹底告終。

　　沒有張家嶺的輕騎，似乎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按照新規劃，改嫁后的濟南輕騎，將由新東家投資，在濟南高新區建設占地384畝的輕騎工業園，計劃在2007年底之前，將目前市區內的所有生產車間全部搬遷到新家，市區內的廠房退還給輕騎集團。并宣布力爭2010年前，實現產銷摩托車整車150萬輛，主營業務收入達到60億元，利稅8億元，比2006年翻一番。

　　看起來，這像一幅美麗的圖畫。但幾位輕騎的員工一致提到，在這幅圖畫里，他們并沒有感受到什么好處，企業也未見起色。在他們知道的范圍內，兵裝給輕騎投過一小筆錢，“這些錢就像一杯水，輕騎這頭大駱駝要的是一桶水。”

　　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

　　據《中國周刊》記者了解，2006年的重組中提到的計劃的確沒有完成。輕騎工業園直到2010年4月才奠基，比原計劃晚了4年。奠基后，產業園也沒有及時動工而是停滯了。如今，工業園建筑工地一片靜悄悄。在生產上，據輕騎在職員工講，“還是原來的生產線”，更談不上翻一番的業績。

　　輕騎集團原清欠部部長王建中說，“與兵裝的協議中還有一條，兩年內輕騎上市公司不實現盈利就會注入新的資產。”

　　現在，王建中對“新資產”有了新的理解，“就是湖南天雁的資產。但是這不是注入，而是全盤置換，把輕騎的殼置換走了。”

　　對于輕騎來說，其跳躍發展期，是一個家長式的企業，一個人的作為直接影響著這個企業的興衰榮辱。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這是一種悲哀。

　　但更遺憾的是，當換了家長、穿上現代管理的華麗外衣之后，企業也沒有恢復到之前的繁榮。

　　有網民氣憤地稱，輕騎“虧損12年還在禍害股民，還能遨游中國股市，真是一大傳說！”

　　不確定的未來

　　2010年9月的公告中，控股股東兵裝集團擬將所持輕騎股份轉讓給中國長安。濟南的那位資深財經記者對《中國周刊》記者分析，“ST輕騎已經沒有融資能力多年了，最近的重組是兵裝內部的左手倒右手，沒有什么實質的變化”。

　　那誰是贏家？

　　王建中向《中國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濟南市國資委早在2006年重組時就無償轉讓自己在輕騎上市公司和輕騎鈴木的大部分股份，輕騎上市公司價值一個億的股票僅僅留下了1000萬股。按照屬地納稅原則，以后帶著ST輕騎這個殼的湖南天雁必然要向湖南當地納稅。濟南市政府算是做了一筆吃虧的買賣；對于輕騎集團和輕騎上市公司，換了家長，得到投資發展當然是好事。但是兵裝集團有自己的規劃，它在承諾建立濟南摩托車產業園的同時，也正在打造重慶摩托車王國。真正的贏家，只能是中國兵裝以及它旗下的中國長安和湖南天雁。老輕騎被拋棄了。”

　　事實上，近年來地方政府將所持股權劃轉給央企，并不鮮見。光是在山東就有好幾家：2008年中農化掌控山東大成農藥，2009年中海油收購山東海化等。

　　在濟南當地一份財經報紙的報道中，評論員如此評價：“地方政府‘白送’企業給央企，與其說是戰略決策，不如說是無奈之舉。無償劃轉地方企業給央企同樣充滿不確定性。”

　　不知張家嶺會如何評價這次重組：是穿上了華麗的外衣呢，還是最終被脫光了衣裳？此時，他已經沒有機會發表他的言論，他正在監獄里服刑。2009年2月11日，濟南市中級法院一審認定張家嶺犯有信用證詐騙、貪污、挪用公款、受賄、私分國有資產和偷稅等六宗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當年6月，張家嶺等來了山東省高院做出的終審裁定，維持原判。

　　2010年10月25日，王志剛們也等來了一個結果——他們從當天召開的職工大會上得知，退殼后的上市公司掛靠在湖南天雁下面，原有職工需要和新公司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王志剛說，已經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申請買斷工齡，離開輕騎。

　　在一份《關于濟南輕騎摩托車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置換方案解讀》中，《中國周刊》記者看到，“置換后，輕騎股份(股票代碼600698)更名為湖南天雁，名下擁有湖南天雁及2.4億現金。退殼后的輕騎成立新公司——濟南輕騎摩托車有限公司，擁有兵裝集團從600698名下買的全部資產、債務。”這一重組將在2011年6月最終實施完畢。

　　至此，資本市場將再也見不到那個叫做輕騎的摩托車王國了。

　　獄中張家嶺

　　失去了自由的他，已不愿再回憶過去。但他在獄中得以安靜地思考，這帶給他新的認識。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濟南報道

　　在監獄的一樓等候廳，一個負責協助警察登記的犯人“小胖”，知道記者要見的人是張家嶺，湊過來低聲問：“你也是在輕騎干的么？”

　　在這個大院里面，張家嶺屬于“名犯”。提起他，已經出獄的獄友，也會知道，“在教育上。”所謂的“教育”，指的是山東省監獄教育分監區。

　　“小胖”說，在記者踏進等候廳的前腳，張春生的前妻剛剛出門。

　　張春生是張家嶺之前的貼身秘書，后來因為在澳門豪賭，一夜間輸掉幾百萬，被張家嶺贖回來。但是，后來的吸毒，讓張春生在索要錢財而不得的情況下，向張家嶺連刺7刀。張春生被認為是張家嶺用人不當的典型例子。

　　朋友問張家嶺：“起訴他么？”

　　張家嶺嘆口氣：“算了。”

　　如今，兩個人一個在教育監管區，一個在第二監管區。

　　同在這個大院里的，還有輕騎集團原總會計師韓立彬，他曾負責了輕騎的上市以及參與輕騎炒作資本市場的事情，是張家嶺的得力干將。

　　張家嶺曾在法庭上說：“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在輕騎度過，整整24年。從我到了這個廠就沒安穩過，一直在上上下下反反復復中度過。”如今，所有的輝煌與恩怨都已結束。此時的他，狀態如何？

　　十幾分鐘后，張家嶺出現在記者視線里。

　　獄中老人

　　微胖，臉很白，嘴唇很紅，眼睛有神。看起來氣色不錯。

　　入獄前，他被描述為“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聲音洪亮，思維敏捷。”現在，與之最大的差別是：頭發全白了，稀稀疏疏。

　　2010年，張家嶺68歲。

　　左胸前一張巴掌大的白色紙板上寫著：“處遇：一級嚴管”。這表明張家嶺在監獄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每個月只能會見直系親屬一次，每個周只能與自己的直系親屬通一次電話，沒有評優評先進的資格。

　　但是，因為年齡原因，張家嶺依然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不用每天工作8小時，而是半小時，“監獄里每天來的報紙雜志，都是我先看，我就在圖書館整理這些東西。”張家嶺對如今這個“工作”似乎很滿意，因為滿足了他了解外界的需求。他說，“半小時在圖書館整理報刊，其他時間我自己看書，思考。很充實。”

　　一位出獄者對《中國周刊》記者說，“在監獄里，除了工作和休息，沒有外界的任何紛擾。但是這種閑適是有條件的。監獄也是一個社會，很完善的社區。有嚴格的管理，譬如：犯人要遵守‘監規42條’，要自己洗衣服疊被子等等。”

　　張家嶺也不例外，必須遵守這一切。

　　“張家嶺就是輕騎，輕騎就是張家嶺。”這個判斷，放在上世紀最后十年一點不為過。輕騎的張家嶺、海爾的張瑞敏和三聯的張繼升是當時山東有名的“三張”，都是山東省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向企業輸送的“空降兵”。幾乎同時，三人各自改變了所在企業的命運。

　　輕騎集團原清欠部部長王建中對《中國周刊》記者回憶，“張家嶺要比張瑞敏紅火得早，輕騎1993年就上市了，張家嶺風云的時候，‘三張’中的張瑞敏和張繼升還沒這么大名聲呢。”

　　如今，張家嶺僅僅是一個失去自由的“小老頭”。

　　輕騎烙印

　　說到輕騎退殼的事情，張家嶺連連點頭，“我從報紙上看到了。”面對《中國周刊》記者，他動了動嘴唇，沒有對這件事發表看法。幾秒鐘的沉靜之后，補充說：“這個事情等以后再說，我不好說什么，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考慮點。”

　　張家嶺的考慮點是什么？

　　如果，僅僅是作為輕騎的老員工，張家嶺也會有較大的感情波動。就像記者提到之前采訪到的輕騎老員工，他們對于退殼仍舊從感情上難以接受。

　　張家嶺低下頭，吸一口氣，“是，一定的。”

　　在張家嶺時代，輕騎印刻著明顯的張氏烙印。在輕騎的宿舍區，一位姓胡的退休輕騎員工曾經對《中國周刊》記者說，當年輕騎的廣告語——“踏上輕騎，馬到成功”就是張家嶺想出來，因為張家嶺是屬馬的。輕騎的車型里，也有野馬、悍馬。

　　那時的張家嶺，在王建中看來，也算是仁義的人，張曾說過，“我要讓輕騎所有職工都有房住”。最后基本實現了。在濟南，光輕騎的職工宿舍就有十幾個小區。

　　“那時，正是家用汽車發展非常初期，如果做起來了，輕騎應該是另一番場景了？”

　　對記者的提問，張家嶺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連連點頭，說：“汽車的事情沒搞起來，有很多原因。這個等以后說吧。”

　　很明顯，張家嶺收斂了很多，不再是那個“張口罵人，能延續半個小時”的張總，也不像獄中的牟其中“保持著一直的桀驁不馴”。在諸多問題上，他都會安靜地說，“這個等以后再說吧。”即使，話到嘴邊。

　　這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

　　張家嶺曾經的辦公室副主任任建中記得，張是一個有毅力的人，能忍。他向《中國周刊》記者說，張家嶺抽煙喝酒都很猛，一次大病后，醫生要求他戒煙，他果真說戒就戒了。張家嶺在開會的時候勸員工戒酒說，“你們看我之前多能喝啊，說戒還是戒了，只要你覺得有些事情威脅到你的生命了，就一定能做到。”

　　股市研究者

　　張家嶺曾是中國第一批玩股票的人。

　　王建中記得，輕騎上市之前，張家嶺就在集團成立了“證券部”，用于研究股市和籌劃輕騎上市。

　　他清晰地記得“上交所營業第一天，指數最低的時候跌到了90點”，“現在不會有那么低的點了”。

　　幾年的觀察后，1993年，等到輕騎上市時，張家嶺專門以高薪從上海萬國證券公司請來一位專業人士協助工作。此時，山東省僅有青島啤酒完成了上市。

　　當時，對股票還很陌生的輕騎員工，在某天接到張家嶺的話，“我給你們放假三天，你們去買輕騎的股票，保準賺。”

　　果真如此。任建中就是獲益者之一，他曾經對《中國周刊》記者回憶：1993年自己從股市賺到第一筆錢，就是一萬多，“覺得，哎呀，一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錢了。”

　　提起當年的上市，今天的張家嶺輕描淡寫地說了這一句：“后來沒買的人都著急了。”

　　現在，張家嶺依然關心大院外面的股市。

　　他說：“我訂閱了證券報(上海證券報)、大江南、財經雜志、中國經營報等等。外面的事，我都知道。”

　　股市的話題，顯然是張家嶺想談的。

　　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美國說，他們的股市是市場的晴雨表，我們也一樣。證券市場的每次變動都是國家政治經濟的反映。”

　　他一項一項地列舉著今年股市的每一個節點，什么時候是2500點，什么時候是2700點，什么時候過了3000點，他都能清晰地說出來。

　　他繼續向記者分析今年股市的趨勢：“昨天(10月2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跌了45點，失守3000點。這輪漲幅會是階段性的，不穩定的。可能會有連續兩輪的起伏。要是這次算是一次的話，今年就比較好。我覺得還有一輪大的起伏，到年底的時候會達到三千四五百點左右。”

　　他曾經申請在監獄里教課，講證券，但是后來沒有如愿，“上課都是晚上，監獄方面認為我年紀大了，晚上上下樓梯不方便。”

　　現在，他也樂意和身邊的獄友們交流，“外面也有些做證券的人，來和我切磋證券市場的事情”，“高興的時候，我就寫寫，做個摘抄。”

　　但是，現在，他有了擔心。“聽說，明年證券報和財經雜志就不能訂閱了。因為全監獄只有我一個人訂這類報紙。”

　　新的思考

　　每天半小時的圖書館工作后，張家嶺的剩余時間就是看書、思考。他開始重新看經濟學的書，有些是他之前看過的。

　　“家里人也給我買了一些財經方面的書，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的書，看美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軌跡，在外面之前我也看，有些理論我也知道，但是沒這么用心看，現在看看，還是有一些感悟。”

　　“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其實和他們(歐美)有相同點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相同的是市場經濟的大趨勢。不一樣的，無非是中國政府這張調控的大手起的作用更大而已。但是，市場大趨勢是不變的。”

　　他還推崇財經評論員葉檀的《拿什么拯救中國經濟》，“寫得不錯。”

　　他認為書中的觀點“不錯”：“(這個時代)從宏觀經濟到金融世界，從股票市場到房地產市場，所有的市場都打下了市場化發軔初期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膠著的深刻印跡。處于轉型時期的人，不得不在邏輯怪圈中掙扎：贊成自由市場，又看到自由市場的約束條件；不贊成政府過度介入微觀市場，卻時刻呼吁政府的自律與他律。”

　　在張家嶺的經歷中，正是充滿著這種轉型期和成長期的掙扎和榮耀。

　　在去輕騎之前，張家嶺是濟南國資委一輕局的干部，處在經濟轉型期，被調到企業。他提出了“跨所有制、跨行業”經營。

　　作為國有企業，輕騎也一直處于政府監管和市場自由的競爭生長狀態下。任建中向《中國周刊》記者回憶，1980年代中期，張家嶺就看到了市場競爭的力量，花大力氣融資，引進技術，才得以成就后來的輕騎王國。

　　但是，張家嶺和輕騎也一直處在和政府的微妙關系中。譬如，在“政府意愿下”，短時間內收購了很多濟南虧損的企業，是政府眼里的明星企業，好企業；但后來還是遭遇了稅務部門的查處，張家嶺又表現出了對政府的不重視，之后斷了資金鏈。

　　張家嶺曾經在悔過書中寫到失敗的原因，“一是生產經營中對決策后的風險評估不足，缺乏對決策風險的追蹤和控制。二是個人權力過于集中，很難聽到相反的意見。三是缺乏學習，法律知識匱乏，個人主義、利欲主義慢慢地滋生起來。”

　　“你會帶著回憶，重新思考么？”

　　“現在我不愿意回憶過去，只愿意看現在，去理解這些理論，思考問題。的確有了新的認識。”

　　他抬了抬眼神，換了個姿勢，左手伏在座位上，“但是我不寫，就是在腦子里想。”

　　“有怎樣的新感悟？”

　　他嘴唇動了動，又動了動，安靜了10秒鐘，拋給記者同一個答案：“這個以后再說吧。”

　　監督崗的犯人走過來提醒時間到了，張家嶺看著記者半露笑容，“收工了！”

該文章在 2010/12/10 1:36:42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