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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3月29日消息，國外媒體近日刊載文章，講述了三星從二流電視生產商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子產品廠商的故事。以下是這篇文章的全文：我坐在一輛黑色的梅賽德斯奔馳廂式車里，跟三星電子的三位公關人員一起去往龍仁市（Yongin），這是位于韓國首都首爾以南的一座城市，距離首爾大約有 45分鐘車程。

龍仁市相當于韓國的奧蘭多，這是一座難以形容的、迅速成長中的城市，以其對游客的吸引力而聞名，尤其是這里有韓國最大的主題公園愛寶樂園（Everland Resort）。但我們的目的地并非愛寶樂園，而是一座比愛寶樂園更能賺錢的“主題公園”：三星人力資源發展中心（Samsung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只不過這座“公園”的主題是三星罷了。

三星人力資源發展中心這座綜合性設施的正式名稱是“Changjo Kwan”，翻譯成中文就是“創造力研究所”。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擁有傳統的韓式風格屋頂，周邊環境如同一座公園。在一條帶有屋頂的過道里，我看到了一幅雕刻在石磚上的地圖，這幅地圖把整個地球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三星已經在開展業務的國家，以藍色標明；另一部分則是三星未來將會開展業務的國家，以紅色標明。在這幅地圖上，大部分都是藍色。進入大廳以后，一條以韓文和英文寫就的銘刻映入眼簾：“我們將貢獻出自己的人力資源和技術，創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從而為建設更好的全球社會做出貢獻。”另一條英文標語則是：“Go! Go! Go!（前進！前進！前進！）”

三星人力資源發展中心（騰訊科技配圖）

在一年時間里，有5萬多名員工會來到這個“創造力研究所”及其姊妹設施。在短則幾天、長則數月的課程中，他們會被反復灌輸各種知識：他們會學習有關“三個 P”的東西，也就是Product（產品）、Process（流程）和People（人）；他們會學習“全球化管理”，從而幫助三星拓展新的市場；有些員工還會學習如何制作韓國泡菜，目的是培養團隊精神和理解韓國文化。

這里的宿舍樓層是以藝術家命名的，每層的主題也都跟相應的藝術家有關。來這里接受培訓的員工會住在單人間或多人間里，具體要看資歷如何。在瑪格麗特（Magritte）樓層，地毯上繪制著云形圖案，天花板上則畫著亂七八糟的臺燈。在玄關處，一名男子的錄制聲音通過揚聲器回響著，說的是韓語。“那是公司董事長在幾年以前說過的一些話。”一名三星員工對我解釋道。

我知道她說的是李健熙（Lee Kun Hee），71歲的三星電子董事長。雖然曾在2008年因被控避稅而登上各大報紙頭條，隨后在2009年得到韓國總統的特赦，但他仍舊保持低調的作風。但在三星內部卻不是這樣，在這里他可以說是無處不在。這不光是指通過音響系統喊出的那些口號；實際上三星的內部事務和外部戰略——從如何設計電視機到這家公司的“永恒危機”哲學——全都出自這位董事長的教導。

Gumi手機工廠的導游人員（騰訊科技配圖）

自李健熙1987年接掌三星大權以來，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已經增長了5775%，在去年達到了1410億美元，這使得三星成為按營收計算的全球最大電子公司。不過，雖然公司業務已經遍及全球各地，但這家公司在外人看來仍舊是神秘莫測。我們都了解已故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與蘋果的故事，也都知道盛田昭夫（Akio Morita）與索尼的故事；但對于三星和李健熙，有誰了解多少呢？人們可能會說，韓國政府大力支持本國公司，令三星很容易就能獲得資金支持；但在這家公司內部，所有一切都要回溯到李健熙和“法蘭克福會議室”（Frankfurt Room）。

“法蘭克福房間”看起來沒什么大不了，只不過有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葡萄酒裝修風格，還擺放著一張大大的桌子，桌子中央擺放著假花擺設。但是，“法蘭克福會議室”之于“創造力研究所”，就如同克雷芒禮拜堂（Clementine Chapel）之于圣彼得大教堂——在一個本身就已十分特別的地方，內部還有一個更加特別的地方。這個房間里是禁止照相的，人們在參觀的時候都在竊竊低語。這個會議室是一絲不茍地模仿一家德國酒店的會議室而建造的，后者是李健熙召開一次重要會議的地方。在1993年，李健熙在德國酒店的會議室中召集自己的副手，制定了一項改造三星的計劃，這項計劃讓三星實現了飛躍，從一家二流的電視生產商變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子產品廠商；從一家高產量但卻低質量的廠商變成了高質量的廠商，哪怕這在當時意味著三星必須犧牲銷售量。而對于現在的三星來說，其眼光已經越過了韓國，投向整個世界。

三星在電視機市場上占據這主導地位，而且洗衣機的銷售量也很高，但真正讓三星在全球范圍內成為像迪士尼和豐田汽車那樣知名品牌的還是智能手機。如果說三星還不是一個能與蘋果爭輝的品牌，那么至少來說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原因是其Galaxy智能手機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了蘋果iPhone。而且，除了蘋果以外，三星很可能是唯一能讓消費者圍著一個城市街區排隊等候購買其產品的公司。在3月14日三星發布Galaxy S4時，紐約市就出現了這種景象。而當三星發布一種電冰箱時，這種情況從來都沒有出現過，雖然這家公司專門為韓國市場生產的電冰箱產品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三星電子是三星集團最大的組成部分，后者是一家大型聯合企業，在韓國GDP總額中所占比例達到了17%，在全球80多個國家中聘用的員工總數多達37萬人。不過，與其他任何國家相比，三星在韓國的龐大影響力給人帶來的感覺都要更加強烈一些。在這個半島國家中，三星占據著如此重大的主導地位，以至于就像是第二個政府。

對一名韓國居民來說，他可能出生在三星醫療中心（Samsung Medical Center），買的房子是三星旗下建筑部門（這個建筑部門是馬來西亞雙子塔和哈利法塔的建筑商）蓋的公寓樓；他的嬰兒床可能來自于海外，而這意味著這張嬰兒床可能是由三星重工（Samsung Heavy Industries）的貨船運到韓國境內的；當他變老時，很可能會看到三星生命保險（Samsung Life Insurance）的廣告，這則廣告是由三星旗下的廣告機構第一企劃（Cheil Worldwide）制作的；他還可能會穿Bean Pole的衣服，這個品牌隸屬于三星旗下紡織部門；當有親朋好友來訪時，他們可能會住在新羅酒店（The Shilla）或是在新羅免稅店（The Shilla Duty Free）購物，而這些酒店和商店的所有者還是三星。

在大多數工業世界國家中，大型聯合企業早已經失寵數十年之久。讓三星與Gulf & Western、Sunbeam及其他已經滅絕的大型聯合企業區分開來的是，這家公司將集中制與機會主義發揮到了極致。“三星就像是一個軍國主義組織。”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索尼與三星的對決》（Sony vs. Samsung）一書的作者Chang Sea Jin說道。“公司朝著哪個方向發展是由首席執行官決定的，沒有商量的余地，其他人只管按章照辦就是了。”

“三星極有紀律性。”投資公司 Sanford C. Bernstein分析師馬克·紐曼（Mark Newman）說道，他在2004年到2010年之間曾供職于這家公司的商業策略部門。“你必須要‘站好隊’，否則的話來自于同事的壓力將是你無法承受的。如果你不能按照一條明確的指令去做事，那么就無法在這家公司呆下去。”

不妨想想三星是以多么有紀律的方式推出新的產品類別的吧。跟LG 和現代等其他韓國大型聯合企業一樣，三星在推出新產品類別時第一步會做的是從小做起，也就是為想要進入的行業生產一種關鍵部件。在理想狀態下，這種部件最好是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才能生產的，原因是較高的準入門檻有助于限制競爭。比如說，微處理器和存儲芯片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座半導體工廠需要耗資20億美元到30億美元才能建立起來，而你又不能只蓋一半。”三星全球通信主管Lee Keon Hyok說道。“要么你就建設一整座工廠，要么就干脆別蓋。”

一旦基礎設施就位，三星就開始向其他公司出售部件，在這一過程中三星可以了解到整個行業是怎樣運作的。當三星決定擴大業務，開始與被供應方展開競爭時，就會在工廠和技術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在這個行業中牢牢扎穩腳跟，達到令其競爭對手幾乎沒有機會與其匹敵的程度。去年，三星電子的資本支出達到了215億美元，相當于蘋果同期資本支出的兩倍還多。“三星會在技術方面押下重注。”紐曼說道。“他們會把問題研究透徹，然后破釜沉舟的押下賭注。”

愛寶樂園（騰訊科技配圖）

在 1991年，三星開始生產LCD面板，并將其出售給其他電視機品牌。在1994年，三星開始生產用于iPod和智能手機的閃存。時至今日，三星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LCD電視機生產商，其閃存和RAM芯片銷售量也超過全球范圍內的其他任何公司。在2012年，三星超越諾基亞，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廠商。

在三星崛起的同時，其他一些公司則走上了失敗的道路，而且經常都會是驚人的失敗：摩托羅拉分拆了手機業務部門，并將其出售給谷歌(微博)；諾基亞被洶涌來襲的智能手機大潮打得措手不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長期以來占據的市場頭名位置被三星奪走；索尼與愛立信的合資企業索尼已經土崩瓦解；Palm悄然隱沒，投入惠普的懷抱；黑莓仍時刻準備著奮起直追，但卻已經跑不快。至于移動硬件領域，現在只有蘋果和三星齊頭并進，而那些拼命想要追趕卻有心無力的品牌都被統稱為 “其他”公司。

李健熙的父親李秉喆（Lee Byung-chull）在1938年創立了三星，由三顆星星構成的Logo伴隨了這家公司數十年。1987年李秉喆過世，李健熙接任三星董事長；李健熙的兒子李在镕（Lee Jae-yong）任首席運營官，是前者的法定繼承人。在李健熙的領導下，這家公司迅速取得了繁榮的發展。“在1988年到1993年之間，這家公司就增長了兩倍半。”三星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總裁Shin Tae Gyun說道。“因此公司高管們都覺得大局已定。”但是，李健熙不只是希望三星成為一家成功的韓國公司，而是想要讓其成為全球性的公司，達到通用電氣、寶潔和IBM那樣的高度。當時他甚至還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最后期限：2000年。“那時距離2000年已經不算很遠。”Shin Tae Gyun說道。“按照當時的增長速度，我們是否能及時成為一家世界級的公司呢？答案是否定的。”

抱著想要看看三星與世界級公司相差多遠的想法，李健熙在1993年進行了一次環球之旅。在這次旅程中，他所發現的東西可不算鼓舞人心：在該年2月份，他來到南加利福尼亞的一家電子產品商店，發現索尼和松下的電視機被擺在前窗出售，而三星電視機則在靠后位置的一個低矮貨架上蒙塵。李健熙為此愀然不樂。

到6月份，他到了德國，住在法蘭克福的法爾肯施泰因凱賓斯基大飯店（Falkenstein Grand Kempinski Hotel）。他召集三星的所有高管到這間酒店開會，一共有幾百人。“他毫不遲疑地這樣做了，然后所有高管都聚集到了一起。”Lee Keon Hyok說道。在6月7日，這位董事長開始講話，一講就講了三天（晚上休會）。在這番長篇大論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變。”在三星，這句話就像“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出自前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講）一樣為人所知。

三星董事長李健熙（騰訊科技配圖）

這次會議以口吻酷似聯合國風格的“1993年法蘭克福宣言”（Frankfurt Declaration of 1993）而為人所知，其內容被稱作“新的管理層”（New Management），其中的各項原則被寫成一本200頁的書，分發到每一名三星員工的手中。隨后，三星又刊印了一本獨立的術語表，用來定義第一本書里陳列的條款。對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員工，三星還會向其提供卡通版。李健熙走遍全球，在三星“帝國”的每個角落中傳播他的“福音”。“他做了很多演講。”Shin Tae Gyun回憶道。“加起來得有350個小時。我們對那些演講做了記錄，用了8500頁紙。”

在龍仁市三星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新管理層大廳”（New Management Hall）的正對面，就是仿制的“法蘭克福會議室”。一位導游人員驕傲地指出，這個房間里的所有東西——椅子、粉褐色的桌布、一幅威尼斯油畫，諸如此類 ——都是李健熙在法爾肯施泰因凱賓斯基大飯店的會議室里講話時的原物。三星將當時房間里所有家具都運回了韓國，然后精確地布置在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的這個房間里。

“新的管理層”行動是圍繞著許多中心口號而展開的，其中“培育個人”（Fostering the individual）和“改變從我開始”（change begins with me）都讓人耳熟能詳。而很可能最重要的是，質量控制或“質量管理”受到了足夠的重視。在三星的另一個“圣地”，質量控制的受重視程度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現，這個“圣地”就是Gumi工廠，該工廠位于首爾以南大約150英里（約合241千米）處。Gumi工廠是三星的旗艦智能手機生產設施，也是三星生產第一款手機SH-100的地方，這是一款巨大的手機，從“噸位”上來講跟戈登·蓋柯(Gordon Gekko，電影《華爾街》中的大反派）拿過的摩托羅拉DynaTac 8000不相上下。

對于Gumi工廠，你首先會注意到的事情是韓國流行音樂。在這座工廠里， 韓國流行音樂像是無處不在，通常會來自于偽裝成石頭的戶外揚聲器。這種音樂擁有輕松的、中速的風格，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聽1988年由搖擺姐妹（Swing Out Sister）以圓潤女聲演繹的歌曲。三星的一名發言人解釋道，這些音樂是由心理學家挑選出來的，有助于緩解員工壓力。

Gumi 工廠有1萬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數都是雙十年華的女性。跟大多數這個年齡段的人一樣，她們也會成群結隊地走在一起，時不時地低下頭去看看手機。員工們穿著粉色的夾克衫，有些人穿的是藍色——穿什么顏色取決于個人喜好。很多尚未結婚的員工會住在工廠宿舍里，這里有餐廳、健身中心、圖書館和咖啡吧。咖啡在韓國是件大事——Gumi園區的咖啡店里有自己的烘焙師。

Gumi園區內部溫暖而潮濕，這座工廠是三星全球制造網絡的組成部分，2012年產自這座工廠的手機總量為4億部，也就是每秒鐘生產12部。Gumi工廠里的工人并非站在流水線旁邊工作的，而是以“細胞”為單位進行生產，也就是每名員工站在一個三邊的工作臺里，臺子上在一臂距離內放著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物料。也就是說，每名員工都負責手機的整體組裝。計算站遍及整座工廠，能從全球范圍內的任何三星工廠獲得實時的制造數據。

三星Gumi園區有1萬多名員工（騰訊科技配圖）

在一個房間里，成排的質量測試設備整齊地矗立著。在許多機器的通風口上方，都有小小的塑料螺旋槳在轉動著。“那是一名員工的想法。”一位導游人員這樣說道。 “在遠處很難判斷一臺機器是否運作良好，然后那名員工建議說，螺旋槳可以證明機器是否在運作。”對三星員工來說，提出這樣的建議會得到獎勵。三星會計算能節省多少成本，然后按比例折算下來發給提出建議的員工作為獎金。

這種追求效率和卓越的作法并非一直都是三星最看重的東西。在1995年，李健熙曾一度感到心灰意冷，原因是他得知自己作為新年禮物送出的手機不能使用。然后，他派下屬在Gumi園區中堆起15萬部手機，然后將其付之一炬，當時有 2000多名員工見證了這一場景。火頭熄滅以后，推土機夷平了剩下來的灰燼。Lee Keon Hyok回憶道，當時李健熙說道：“如果你們繼續生產像這樣質量低劣的手機，那么我還會回來做同樣的事情。”

這個教訓可謂觸目驚心。在 2012年5月份，也就是Galaxy S III即將發售的三個星期以前，一名三星客戶向公司說道，這種智能手機的后蓋看起來比此前展示給客戶看的演示模型機便宜。“他是對的。”三星移動的營銷負責人DJ Lee說道。“顆粒確實不如后來的機型那么精細。”當時倉庫里有10萬塊次品后蓋，還有組裝好的手機正在機場等待運送。這一次三星沒再開“篝火大會”，而是銷毀了倉庫里的所有10萬塊次品后蓋，從機場召回待運手機，換上了優質后蓋。

除了1995年的手機焚毀事件以外，還有其他兩次事件幫助推動了三星在智能手機市場上的崛起。第一次是在2009年，當時三星對Android操作系統作出了重大押注，推出的第一款Android手機是 Galaxy。“我們的第一款Android手機沒能取得成功。”DJ Lee說道。“應用商店很有限。”當時Android仍舊處于嬰兒期，遠不如iPhone的iOS操作系統。但Android是開源的，這意味著任何想要使用這個操作系統的廠商都可以免費使用。

在2010年，三星推出了Galaxy S系列智能手機，這一系列手機見證了該公司第二個重大的決定：使用尺寸較大的顯示屏。Galaxy S的顯示屏尺寸遠大于Galaxy及其他Android機型。“我們選定了4英寸顯示屏，當時人們原本覺得太大了。”DJ Lee說道。“很多人都那么覺得。”但較大的顯示屏最終被證明是一個很大的賣點；Galaxy S II和S III的顯示屏更大。到今天，三星的智能手機顯示屏尺寸從2.8英寸到5英寸不等（不包括所謂的“手機平板”，其顯示屏尺寸最大達到了5.5英寸）。“沒人知道合適的顯示屏尺寸到底該是多大，因此三星就制作了各種尺寸的手機，看看哪一種行得通。”研究公司Enders Analysis分析師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說道。

生產各種尺寸的一系列類似設備， 然后看哪一種賣得好，這是大多數公司都不會去做的事情之一，因為這樣做的成本太高。但是，三星有能力生產顯示屏、內存、處理器及其他高科技部件，這使其獲得了競爭對手無法觸及的靈活性。“十年以前的正統觀念是，那樣的垂直整合已經是盛景不再。”手機行業咨詢公司Alekstra分析師特洛·庫伊蒂寧（Tero Kuittinen）說道。“然后的結果是，只有兩家公司（三星和蘋果）進行了垂直整合，隨后就接管了整個手機行業。”

蘋果的模式是生產較少的機型，但每一種機型都精心設計；三星的戰略則是，嘗試所有的東西。“當我們發布Galaxy S III時，研究顯示對某些市場上的某些人來說，這種手機太大了。”DJ Lee說道。“因此我們又生產了同樣的機型，但顯示屏尺寸是4英寸的，我們將其叫做Galaxy S III mini。”將這種尺寸較小的手機投入生產花費了大約4到6個月時間。“我們會觀察市場，然后迅速作出回應。”他說道。在Galaxy S III發布的短短九個月以后，新的Galaxy S4就面世了。“三星已經將差異化變成了一種新的藝術。”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分析師邁克爾·加藤伯格（Michael Gartenberg）說道。“如果我想要介于iPad和iPad mini之間的某種設備，那么蘋果只會讓我空手而歸。”

不過，蘋果的垂直整合模式與三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前者擁有對軟件的控制權，而后者則沒有。只有蘋果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基于iOS操作系統運行，而iPhone和 iPad的印記之一就是軟件與硬件之間的流暢配合，其結果是培育出了應用開發者這個行業，而蘋果則可從每一個售出的應用中拿到分成收入。

三星正在努力嘗試增強自身地位，在硅谷建設了一個軟件開發中心。或許三星永遠都不會擁有像蘋果那樣的操作系統控制力，但三星能以強大的方式利用自己的產品深度和靈活度。三星生產的部件產品包括處理器、存儲芯片和攝像頭等，這些部件不僅用于自己的智能手機，而且還用于其他許多手機，比如說iPhone 5的微處理器。這家公司有一項明確的政策，內容是部件業務與“成套”業務（也就是自己的成品產品，如Galaxy S4等）是隔離開來的，兩項業務彼此之間不通音信。但對于那些觀察過這家公司的人來說，幾乎沒人覺得三星是要把自己籠罩在黑暗之中。開發新技術是需要時間的，尤其是如果這種技術需要大批量生產就更是如此。“在早期階段就深刻洞察供應鏈，一直都是給三星帶來優勢的關鍵因素之一。”市場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師尼爾·莫斯頓（Neil Mawston）說道。“他們可以提前看到三年以后的事情。”

對于三星的某些客戶來說，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蘋果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對三星發起專利侵權訴訟，范圍涵蓋從手機基本形狀到用戶將顯示屏畫面滾動到底部會自動回彈的功能；三星否認這些指控，并提出了反訴。這場司法戰爭尚未顯示出將會終結的跡象。蘋果在去年8月份贏得了一場勝利，當時美國的一個聯邦陪審團判決三星需向蘋果支付10億美元賠償金。目前此案正處于上訴程序中，法官最近剛剛判決將賠償金額減半。

無論面臨多少法庭訴訟，三星都不會打破利用身為供應商的地位給自己帶來優勢的原則。如果一家身為制造商的客戶接觸三星，透露出只想要某一種新型處理器的信息，那么這個信息就是非常寶貴的。“掌握蘋果等競爭對手的發展‘路線圖’，知道它們正在做些什么，這一點是非常有用的。”紐曼說道。“那并非復制，也并不違法。你只不過是知道了一件事情，比如說蘋果需要一種四核處理器。”

在3月中旬發布Galaxy S4時，三星在一個周四的晚上租用了紐約無線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電視臺的采訪車停在外面，一排排的人圍著街區堵得水泄不通，整個大廳被塞得滿滿的。相比之下，摩托羅拉移動六個月以前在紐約召開的發布會則是在一個聚會場地中舉行的，這個聚會場地此前已經把冠名權賣給了海爾；諾基亞同日也召開了發布會，但卻是在附近一個低調的晚會場所舉行的。

在無線城音樂廳，百老匯演員威爾·徹斯（Will Chase）掌控了大局，用超現實的演員陣容描繪了一般消費者在不同情況下可如何使用Galaxy S4的各種功能。一支管弦樂隊乘坐著液壓升降機出現在舞臺上，一個小男孩跳起了踢踏舞。整場秀給人帶來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或許可以作為三星“嘗試一切”的移動業務的暗喻。“三星在每個市場上生產每一種尺寸的手機，價格也各有不同。”埃文斯說道。“他們不會停下來去思考些什么東西，只是不停地生產更多手機。”

Galaxy S4要到4月底才會上市，這款手機速度很快，擁有大而明亮的顯示屏，很可能將成為三星另一種拳頭產品，而此后不久將會上市的S4 mini也將如此。但在談及三星近期內的前景時，Lee Keon Hyok露出了零必勝信念的口風。他以前也見過這種場面，知道這違背了“新的管理層”原則。“2010年是整個集團旗幟性的一年。”他說道，此刻他正坐在三星首爾總部第35層的辦公室里。“董事長作何回應？‘我們的主要業務有可能在10年時間里消失。’”

很可能發生的事情是，三星成長到過于龐大的地步，以至于招來韓國政府的最新審查。也有可能未來幾代的iPhone將證明自己是如此美麗誘人，甚至于就連李健熙也無法給出如何與其對抗的答案。更有可能發生的場景是，另一家公司將會對三星做一些后者曾對其競爭對手做過的事情，而這家公司很可能會來自中國。“中國的有些公司看起來就像是五年前的三星。”獨立移動分析師霍拉斯·德迪歐（Horace Dediu）說道。他認為，尤其是華為和中興通訊最能對三星構成威脅；其他一些分析師則認為可能是聯想。“三星智能手機的利潤率不如蘋果。”德迪歐繼續說道。“而中國公司的生產成本甚至要更低一些。如果智能手機變成一種商品的話，那么三星要如何才能把這場游戲玩下去呢？”

移動市場份額（騰訊科技配圖）

Lee Keon Hyok預計，智能手機確實將被商品化，正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個人電腦那樣。“但你必須記住一點，那就是我們生產許多部件。”他說道。“形狀可能改變，但手機還是需要AMOLED顯示屏、內存和處理器。我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來應對那些改變。”AMOLED是指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面板，是最尖端的、也可能是唯一擁有同名韓國流行歌曲的顯示屏技術——《Amoled》是韓國歌手孫丹菲（Son Dam-bi）和女子組合樂隊After School演唱過的一首歌。

當移動業務無法盈利的時候，三星將不得不強行打入其他一些需要大量前期資本投入和大批量生產專業技術的行業。這家公司在2011年底宣布，將在2020年以前向醫療設備、太陽能面板、LCD照明、生物技術和電動汽車電池等領域投資200億美元。如果到時候三星電池或核磁共振成像儀無法占領市場，那么或許李健熙還將燃起一把大火，將其付之一炬。“董事長一直都在說：‘危機是永恒的。’”DJ Lee說道。“我們正處于風險中，危如累卵。”

該文章在 2013/3/29 22:40:46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