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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蓋茨年度公開信

admin
2014年1月30日 12:58 本文熱度 3805
  我聽過這個錯誤觀念被用在很多地方,但最常用在非洲。上網隨便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找到幾十個這樣的新聞標題或書名:《富國為何變富,窮國為何一直貧窮》、《為什么窮人一直貧窮》等等。
  謝天謝地,這些書都不是暢銷書,因為它們基本的前提是錯誤的。實際上,全世界范圍的人均收入以及其他各項人類福利評估指標都一直在上升,其中也包括非洲。
  那么為什么這個錯誤觀念如此根深蒂固呢?
  讓我們將非洲放在一邊,先回顧一下過去半個世紀里,全世界更大范圍的發展趨勢。50年前,世界被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美國與其西方盟國、蘇聯與其盟國、以及其他國家。我在1955年出生,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所謂的"第一世界"富裕繁榮、是"發達的國家"。在"第一世界"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會上學接受教育,壽命也更長。對于"鐵幕"后的"第二世界",我們不太了解那里的生活,但是據說是個可怕的地方。而所謂的"第三世界",基本上除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以外的所有地區,則是住滿了窮人,孩子沒學上,人們很年輕就死去的地方。更糟的是,他們不但陷于貧困,而且沒有改變的希望。
  到2035年,世界上將不再有貧困國家。
  Bill Gates
  數據證實了這些印象。1960年,全球經濟幾乎都在西方。美國人均收入是每年15,000美元。1(這是人均收入,所以一個四口之家的每年收入是六萬美元。)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年人均收入要低很多。如,巴西:1,982美元;中國:928美元;博茲瓦納:383美元等等。
  [1] 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不夠精確,有時容易出錯,不能讓人信服。所以為了保持一致,我在這封信中一律使用佩恩表(PWT)中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用按照2005年通脹率調整的美元表示。為了簡單起見,我會叫它"人均收入"。
  很多年以后,我在旅行途中也親眼目睹了世界的兩極分化。我和妻子梅琳達于1987年訪問墨西哥城,就完全被當地的貧困狀況所震驚。那里大部分住宅沒有自來水,人們需要騎自行車或步行,跋涉很遠的路以獲得生活用水。這讓我們聯想到了在非洲農村看到的情景。當時,微軟墨西哥城的主管會把他的孩子送回美國做體檢,擔心當地的煙塵影響孩子們的健康。
  而今天,墨西哥城的變化令人難以置信。空氣和洛杉磯一樣干凈(雖然不是世界一流,但是和1987年相比進步巨大)。城市中大廈林立,嶄新的道路和現代化的大橋四通八達。雖然仍然有貧民窟、城中村,但我再次訪問墨西哥城時的總體感覺是:"Wow!這里大多數人都是中產階級了。真是個奇跡!"
  看一下這張1980年墨西哥城的照片,再比較一下這張現在拍的照片。
  ©Corbis, Owen Franken
  ^ MEXICO CITY 1980, 2011
  ©Corbis, Keith Dannemiller
  在這些前后對比的照片中,你還能看到內羅畢、新德里、以及上海等地的相似巨變。
  ©Corbis, Nigel Pavitt
  ©Getty Images National Geographic
  ^ NAIROBOI 1969, 2009 
  ©Corbis, John Heaton
  ©Corbis, Dean Conger
  ^ SHANGHAI 1978, 2012
  這些照片強有力地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在我的有生之年,全球貧困格局已經被重新定義。現在,土耳其和智利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美國1960年的水平。馬來西亞、加蓬的人均收入也快要達到這個水平。以前富裕和貧困國家之間的真空地帶如今被中國、印度、巴西及其他新興國家所填補。自1960年以來,中國人均收入翻了8倍。印度翻了4倍,巴西快要達到5倍;而博茨瓦納雖然是小國,但是通過有效利用和開發礦產資源,人均收入增加了30倍。現在這類處于中等收入的國家已經占到世界人口的半數,而在50年前,世界幾乎沒有這樣的中間國家。
  除了按照國家,我們還可以用人口數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這種變化:
  粉碎"貧困國家注定貧窮"這個錯誤觀念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事實證明貧困國家沒有一直貧困。過去許多被稱為貧困的國家(還不是全部)現在的經濟正欣欣向榮。自1990年至今,全球特別貧困的人數比例減少了一半。
  當然現在不是慶祝的時候,因為還有10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但實事求是的說,世界發生了巨變。甚至可以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這類詞匯已經過時了。
  如果仍然把中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都放在"發展中國家"這個類別,顯然會讓人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產生困惑。一些所謂的"發展中國家"通過發展已經開始進入發達階段。少數發達國家則因發展失敗而止步不前。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位于過去不存在的中間位置。所以如果把國家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可能更符合實際情況。(有些專家甚至把中等收入國家再細分為兩類:中低收入與中高收入。)
  基于收入劃分的概念,我們再回頭來看一個非常具體的、且更具危害性的錯誤觀念:"亞洲小龍們"發展的不錯,但是非洲生活從沒有進步,也不會進步。"
  首先,不要相信任何人告訴你說非洲現在比50年前更糟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收入在過去50年間是在增長的,一些國家還實現了大幅增加。上世紀80年代,非洲國家人均收入曾因債務危機大幅下降,然而從1998年以來,非洲年人均收入已經從1,300美元上升到2,200美元,增加了2/3。現在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經濟開始持續強勁發展,還有更多的非洲國家正在追趕前進的步伐。過去五年,全世界10個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中,有7個在非洲。
  非洲在健康和教育領域也取得了長足進步。自1960年以來,盡管受到艾滋病流行的影響,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平均壽命仍然從41歲延長到57歲。如果沒有艾滋病的影響,女性人均壽命還可以到61歲。自1970年以來,非洲兒童入學率從40%左右增加到75%以上。饑餓的人口在變少,營養不良的人口也在減少。如果說能吃飽、有學上、壽命長是過上好日子的標準,那么非洲的生活確實正在變得越來越好。這些進步遠非故事的結尾,它們僅僅是更大發展的起點。
  在非洲,越來越多國家開 始建立健康衛生系統,這 樣做能帶來很大的成本效 益。(加納阿克拉,2013 年)
  當然,地區人均收入平均值會掩蓋國家之間的差距。埃塞俄比亞人均收入只有800美元,博茨瓦納卻有12,000美元。此外,一個國家內部也有巨大的發展差距。在肯尼亞,像內羅畢這樣的城市地區與偏遠農村的生活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不能將非洲大陸看成一個整體,而忽視地區和國家之間在貧困與疾病方面的巨大差距。
  真相與總結:貧困國家不會注定永遠貧困。一些被稱為"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已經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更多的國家也正走在前進的征程上。那些仍然在尋找本國發展道路的國家,也并非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成功經驗和前車之鑒了。
  對于未來,我非常樂觀。我甚至愿意做一個預言:到2035年,(按照現在的貧困標準)世界上將不再有貧困國家。2 幾乎所有國家都能達到現在我們稱之為"中低收入"的水平,甚至更富裕。低收入國家可以向發展最好的鄰國學習,并可以通過后發優勢,受益于最新的疫苗、種子、或數字技術創新。這些國家也將因為教育普及、勞動力素質提高,吸引到更多投資。
  [2] 我特別想提的是,到2035年,就算考慮到通貨膨脹的調整,也沒有國家會比目前世界銀行所劃分為"低收入"的35個國家更貧困。
  必須承認,會有一些國家因為戰爭、政治(如朝鮮、除非那里發生重大變化)、地理(如非洲中部一些內陸國家)因素而停滯不前。此外,貧富差距也會持續存在:每一個地區還是會有貧困人群。
  不過,我相信,這些國家和群體中的大部分將能夠自給自足。南美洲的所有國家、亞洲、中美洲(可能不包括海地)、以及大部分非洲沿海國家,都可以達到現在的中等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全球70%國家的人均收入會達到或高于今天中國的年人均收入水平。全球90%國家的人均收入將超過現在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
  這將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我出生的時候,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貧困國家。然而再過20年,極端貧困國家將變成少數,十多億人將脫離極端貧困。每當我想到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些巨變,都感到不可思議,且備受鼓舞。
  但也有些人會質疑,幫助每個國家發展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可能會讓地球原本面臨的很多問題更加糟糕。的確,我們需要開發更便宜、更清潔的能源,并不以氣候和環境惡化為代價實現高速增長。我們還需要解決富裕帶來的如糖尿病高發等問題。但我相信,隨著更多人接受教育,方法總比問題多。實現全球發展的目標,是提高全人類生活水平的最好方法。
  你或許曾經讀過一些有關對外援助的新聞報道,很多報道僅依據個案分析就整體對外援助蓋棺定論,如通過曝光對外援助項目中出現的個別不盡人意的現象,暗示對外援助不過是巨額浪費而已。如果這類新聞充斥媒體版面,大家很容易認為援助工作沒有意義。因此,去年一家英國報紙宣稱,超過半數選民希望減少對外援助,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這些文章扭曲了在受援國發生的真實情況。自13年前我和妻子梅琳達建立蓋茨基金會起,我們已經看到了大量由我們基金會,以及其他捐贈國家資助的項目所取得巨大成績:人們的壽命更長了,健康狀況更好了,并逐步正在擺脫貧困;而對外援助項目開發和提供的各種服務是這些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于"對外援助沒有意義"這樣的錯誤觀念讓我深感憂慮。因為這剛好給一些政府領導提供了借口,導致削弱對外的援助力度——這將意味著我們能夠拯救的生命將減少,受援國實現自給自足的時間也將延長。
  打下堅實基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大家都承認蓋茨基金會對項目效果要求極為嚴苛,但仍然有很多人對蓋茨基金會和政府合作的對外援助項目嗤之以鼻。
  Bill Gates
  因此,我想針對你們看到的一些關于外援的批評作些解釋。3首先,我承認沒有任何項目是完美的,援助工作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對外援助只是削除貧困和疾病的途徑之一,除了對外援助,發達國家還需要改變既有的經濟政策,如更加開放市場、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等;而貧困國家也需要加大對本國國民健康和發展事業的投入。
  [3] 我本人和基金會把主要精力放在全球健康與農業項目上,因為梅琳達和我在這些領域有很多實踐經驗(而且美國越來越側重對健康項目的援助)。需要聲明,我完全支持其他領域的國際援助,如基礎設施建設與教育等等,只是我們在那 些領域的經驗較少。
  從總體來看,對外援助絕對是高回報的投資,我們應不斷擴大外援規模。對外援助可以有效幫助低收入國家人民挽救生命、改善當地人民生活,為實現我在"錯誤觀念之一"中闡述的長期經濟發展(使受援國不再依賴援助)打下堅實基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大家都承認蓋茨基金會對項目效果要求極為嚴苛,但仍然有很多人對蓋茨基金會和政府合作的對外援助項目嗤之以鼻。實際上,我們為提高項目效率、考量項目結果進行了大量工作。
在國際援助的幫助下,像Nikuze Aziza一樣的難民家庭得以溫飽,能夠健康生活(盧旺達基濟巴,2011年)
  關于對外援助金額
  很多人認為對外援助在發達國家預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認為削減外援預算會節省大量資金。美國民眾就"外援占政府預算比重"接受民意調查時,其答案平均值為25%。而當問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時,人們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計在英國、德國或其他國家,民眾也會有類似的印象。
  以下是對外援助占政府預算比例的實際數字。挪威是世界上對外援助最慷慨的國家,其外援占政府預算比重也僅為3%。而美國則不到1%。
  美國政府預算的1%約為300億美元。其中只有約110億美元用于對外健康援助項目,包括:疫苗、蚊帳、計劃生育、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療藥物等。(另外190億美元用于修建學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統。)
  我并不是說110億美元不是一筆大數目。但客觀來講,這就相當于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30美元。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所得稅申報表上看到如下問題:4 "我們是否可以在您所交稅款中劃撥30美元,以保護120名兒童免遭麻疹侵害?"你會選擇同意還是拒絕呢?
  [4] 每名兒童接受麻疹免疫的成本為25美分,30美元可為120名兒童購買麻疹疫苗。
  通過對外援助的總體影響分析,也可以幫助我們破除這個錯誤觀念。我將1980年至今所有健康領域的對外援助總額相加,然后除以這一期間因外援而拯救的兒童人數,便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投資回報比例——每拯救一名兒童生命的成本僅僅為不到5,000美元(而且這不包括其它改善健康的支出)5。你可能覺得5,000美元是很多錢,但請不要忘記,美國政府部門基本上是以百萬美元級別來衡量一名美國公民的生命價值。
  此外,除了基本生存,受惠于對外援助的健康的兒童還能做很多事情,他們可以接受教育,然后參加工作,并最終幫助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給自足。因此我一直在說,對外援助是一筆"好投資",可以帶來巨大的投資回報。
  這個圖表顯示了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以及部分致力于降低兒童死亡率的外援項目。正如你看到的,大部分項目都正在積極消除這些致死原因。基金會的全球健康工作也同樣集中在這些領域。
  [5] 1980年,旨在推廣疫苗和口服補液療法的"兒童生存革命"運動開始進行。我了解了一下自那時起到現在兒童死亡率下降的數據。一億兒童免于死亡。援助總額5000億美元,用于疫苗、艾滋病毒/艾滋病、計劃生育、水和環境衛生項目。
  我的計算沒有考慮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兒童死亡率將如何下降,這增加了每名兒童的救助成本。另一方面,我將救助目標不是兒童,而是艾滋病患者的援助也包括進來。所以總體來講這一數據高估了每名兒童的救助成本。
  美國政府在本國農產品補貼上的支出是其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2倍多,軍費支出是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60倍還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說,我們可以減少對外援助來降低政府預算,我希望你能質問他:通過犧牲生命的代價減少政府開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選擇么?
  關于腐敗
  關于對外援助最常見的新聞,就是因腐敗而造成的資金浪費。毋庸置疑,浪費或挪用對外援助經費,會直接導致生命損失。我們必須根除欺詐行為,讓每一分錢都物盡其用,發揮最大效用。
  但我們也要客觀看待腐敗問題,及其在整個外援中所占的相對比例。一些小規模的腐敗現象,諸如個別政府官員編造虛假差旅費等,確實造成了對外援助經費的損耗。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減少腐敗現象,但在外援領域中將其完全消滅是不現實的;正如我們不可能根除所有政府或企業中的腐敗一樣。假設小規模腐敗損耗了救命錢的2%,我們當然應該減少這種損耗,但如果實在無法減少,難道就要停止挽救生命了么?
  你們也許已經聽說了去年柬埔寨的一個蚊帳項目丑聞,該項目由"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簡稱全球基金)負責實施。個別柬埔寨政府官員被發現從項目合同方那里獲取了高達六位數的回扣。很多新聞主編們立刻將其作為頭條新聞,如《外援資金是如何被浪費的》,有一篇新聞還將我作為善款被浪費的受害人加以提及。
  美國伊利諾伊州近七任州長中有四人因貪污鋃鐺入獄,但就我所知,沒人要求關閉伊利諾伊州的學校或高速公路。
  Bill Gates
  對于大家的關心我表示由衷感謝,媒體進行輿論監督也是件好事。但發現這次腐敗行為的并不是媒體,而是全球基金自己在內部審計時發現的。在發現和解決該問題的過程中,全球基金履行了自己應盡的義務。但如果要求他們來根除政府和社會腐敗,或是因為自己追查出了小規模資金濫用,反而受到處罰,這是顯然有悖情理的。
  這種認識實質反映了雙重標準。我聽到有人說,如果一個外援項目被發現一塊錢的貪污,政府就應關停這個項目。而另一方面,美國伊利諾伊州近七任州長中有四人因貪污鋃鐺入獄,但就我所知,沒人要求關閉伊利諾伊州的學校或高速公路。
  如果真的存在大規模資金使用不當現象,我和梅琳達是絕對不會支持全球基金或其他項目的。事實是,自全球基金于2003年在柬埔寨開展工作以來,當地因瘧疾致死的人數下降了80%。你們聽到的諸如對外援助資金被獨裁者用來修建新王宮這類聳人聽聞的新聞,大多發生在冷戰時期,那時大量外援確實被用來籠絡同盟國,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今天,外援項目參與各方的結果考量工作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在健康和農業領域,我們完全可以驗證項目的價值,并評估每一塊錢的投入產出比。
自2000年以來,全世界對抗瘧疾的努力 挽救了330萬人的生命(柬埔寨Phnom Dambang,2011年)
  此外,我們還將越來越多地依靠科技打擊腐敗。互聯網的發展讓民眾更容易了解政府的工作職責——例如它們的健康診所應得到多少撥款,并據此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隨著公眾接觸的信息不斷增加,腐敗現象將越來越少,更多的援助資金將得到正確使用。
  關于援助依賴
  批評者的另一個觀點是對外援助阻礙正常的經濟發展,讓受援國依賴于對外界的慷慨。
  這一觀點存在多個謬誤。首先,它將不同類型的援助混為一談。它沒有將直接劃撥給各國政府的援助資金,和用于支持疫苗、種子等創新研發的外援資金區分開來。二十世紀60年代,美國投入大量外援經費,通過農業創新提高受援國農業產量,這些援助投入不但沒有讓亞洲和拉美國家對外援更加依賴,反而由于糧食產量提高大大降低了受援國的依賴性。我們目前對"非洲綠色革命"的資金援助,也正在通過幫助受援國提高農作物產量,降低了他們對外部的依賴性。對外援助經費是開發"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資金來源,這些產品對健康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么蓋茨基金會將三分之一以上的資助都用于支持這些領域的創新研發。
  第二,"外援滋生依賴"的觀點也忽視了那些業已"畢業"的、曾經的受援國,它們中的很多現在僅需解決一些遺留的難點問題。以下都是曾經的受援大國,但隨著本國的經濟發展,他們已基本不再接受援助,包括:博茲瓦納、摩洛哥、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達黎加、秘魯、泰國、毛里求斯、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后曾接受大量對外援助,然而目前已成為凈捐助國。中國現在也是凈捐助國,并通過支持科技研發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印度在1991年接受的對外援助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目前這一數字已下降至0.09%。
  這種進步甚至出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盡管相比二十年前,這一地區接受的對外援助總額增加了一倍,但援助所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卻下降了三分之一。當然,目前非洲還有少數仍需依賴對外援助的國家,如埃塞俄比亞等。盡管幾乎所有合作方——特別是埃塞俄比亞自己,都希望盡快改變這個現狀。但是,目前尚無有力證據表明,今天的埃塞俄比亞可以離開外援而變得更好。
  還有些批評認為,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對外援助可以加速經濟增長。聽起來,的確如此。不過,這個觀點也適用于幾乎所有其他經濟增長因素,因為我們很難確定具體哪些投資會刺激經濟增長,特別是短期來看。但我們知道,長期而言對外援助確實對經濟增長大有裨益,如針對健康、農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健康援助不但救助生命,還能促進兒童身心發展,讓受援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就發生改變。很多研究都證明了受益于對外援助的兒童長大成人后,為當地社會創造出更多財富。如果你認為此類援助沒有意義,就等于認為拯救生命對經濟增長沒有意義,或者說認為拯救生命毫無意義。
  對外援助在救助生命方面的作用顯而易見,這一點甚至連批評家們都給予承認。威廉??伊斯特利(最著名的對外援助批評家之一)在其《白人的負擔》一書中列舉了一些受益于對外援助的全球健康進步,其中主要的幾點包括:
  "在南非進行疫苗接種工作幾乎在當地徹底消滅了麻疹這一導致兒童死亡的疾病"。
  "通過國際合作,天花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根除"。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國開展的肺結核防控項目使結核病新發病例降低了40%"。
  "1985年以來在拉丁美洲開展的根除脊髓灰質炎項目,讓這一威脅美洲公共健康的疾病銷聲匿跡"。
  關于最后一點有必要再多說幾句: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沒有根除脊髓灰質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去年全球衛生健康社區確定了2018年以前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的總目標,隨后數十個捐贈方陸續對該項目進行了資助。如果人類可以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世界每年便可以節省出約20億美元的脊灰防治經費。
  真相與總結: 健康援助投資可以獲得高回報。每當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兒童死亡,人們的壽命更長、生活的更健康,我就對未來充滿希望。蓋茨基金會正與世界上優秀的經濟學家和健康專家共同研究如何讓未來更美好。正如他們上個月在醫學雜志《柳葉刀》中所發表的論文:"如果投資方向正確并對政策加以改進,到2035年以前, 所有國家的兒童死亡率都可以降低到1980年美國或英國的水平。"6
  以下你將了解到這個進步的巨大意義:
  [6] 具體來講,柳葉刀健康投資委員會發現:傳染性疾病患病率、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可以下降至與今天情況最好的中等收入國家數據持平"。目前在這些國家兒童死亡率大約為千分之十五,相當于1980年美國的水平。
  讓我們先從歷史的角度看。1960年出生的嬰兒在5歲以前的死亡幾率是18%。而今天出生的嬰兒死亡幾率則不到5%。到2035年這一幾率將下降至1.6%。75年間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這讓我想不出任何其他進步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全世界的科學家、健康工作者、捐贈方和受援國團結一致。如果該目標能夠納入聯合國后千年發展目標,便可更有效地集中資源促進其早日實現。
  很多現在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將依靠自己的經濟發展,實現兒童死亡率降至1.6%的目標。而有一些貧困國家,則仍需要來自捐贈國的慷慨解囊,包括在健康和研發領域投入資源。此外,各國政府也需要制定正確的發展政策。例如,中等收入的國家應該征收煙草稅、削減燃油補貼,以保證更多資金用于健康事業。
  總之,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結于援助是否有效,而應花更多的時間思考怎樣讓援助更有成效。無論是上游的全球公共產品研發,還是下游的創新產品應用推廣,如何提高對外援助資金的使用效率都至為重要。受援國是否做好了基層衛生站的選址以及醫務人員的培訓工作?資金捐助方是否幫助當地團隊學習專業知識,以逐步減少對西方專家的依賴?已經取得進步的國家是否分享自己的經驗教訓供其他國家參考?這也是我們蓋茨基金會需要不斷學習的地方。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健康領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之一。每年有幾百萬兒童死于可以防治的疾病,這是不公平也是無法接受的。我認為,一個兒童不應該由沃倫??巴菲特所說的"卵巢彩票"——即"出生"決定命運。而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個目標,至少在健康領域,"出生決定命運"的現象將不復存在。
  我們在蓋茨基金會的博客,臉書(Facebook)主頁和推特(Twitter)上都看到過很多這樣的評論。在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大家對地球能否繼續承載人類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想法卻可能讓世界陷于危險境地,因為對全球人口的焦慮可能讓我們忽略了對組成人類的單個個體的關心。
  托馬斯.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了《人口論》。至少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擔心有朝一日出現食物供應無法跟上人口增長速度的世界末日。而在冷戰時期,一些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又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理論假設":饑荒會讓貧困國家更容易選擇共產主義。因此,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甚至一度成為"第一世界"國家的官方政策。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這甚至意味著強行阻止婦女懷孕。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全球計劃生育界已經逐漸摒棄了這種單純限制生育的簡單理念和做法,轉而思考如何幫助婦女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轉變令人高興,因為只有當我們幫助窮人擺脫貧困,而不是讓他們繼續痛苦時,全世界才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謝天謝地,事實上,那種"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所謂的"為了不讓兒童以后挨餓而對他們現在的死亡不聞不問"的理論是完全行不通的。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恰恰是世界上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這聽起來不合常理,但卻是實際情況,因為在兒童死亡率高的國家,婦女總是想多生孩子。盡管學者們對具體原因爭論不休,但兒童死亡率與出生率密切相關。
  這種轉變令人高興,因為只有當我們幫助窮人擺脫貧困,而不是讓他們繼續痛苦時,全世界才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Melinda Gates
  有人說,拯救生命導致人口過剩。 那么,你會怎么做?
挽救生命
拯救地球
  以阿富汗為例,兒童死亡率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都非常之高。每名阿富汗婦女平均生育6.2名子女7。因此,即使阿富汗兒童死亡率超過10%,國家總人口還是會從目前的3000萬增加至2050年5500萬。顯然,高死亡率并不能阻止人口增長(更不用說沒人認為阿富汗是創造美好未來的典范社會)。
  [7] 對生育率和死亡率進行估算屬于模糊科學的范疇。所以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的估算數據略有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除非另有說明),我會使用聯合國的數據。
  然而當更多的兒童有機會存活下來時,父母便會減少生育子女。以泰國為例,1960年左右該國兒童死亡率開始下降。到1970年左右,泰國政府開展計劃生育后,出生率開始明顯下降。僅僅二十年,泰國婦女平均孕育子女數便從6名減少至2名。目前,泰國的兒童死亡率幾乎與美國持平,而婦女平均生育子女人數則降至1.6名。
  從下面的圖表你可以看到巴西的情況大致相同:兒童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也隨即下降。我還繪制了一份人口增長率圖表,從中你可以看到兒童存活率提高后,國家整體人口增長放緩。如果你為南美洲所有國家都繪制這樣的圖表,基本會得到相似的曲線。
  這種兒童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出生率前后下降的模式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出現過。人口統計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人口轉型",并就此課題撰寫了大量的學術文章。十八世紀末期法國首先經歷了這一轉型。法國家庭平均子女數每隔十年都會下降,這一趨勢持續了150年。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德國婦女開始減少生育子女,直到50年后平均子女數再次穩定下來。由于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避孕用品的普及,在南亞和拉丁美洲,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便由6~7個減至2~3個。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已完成這一轉型。因此,全球人口增長速度正在放緩。正如我最喜歡的"數據怪才"之一,瑞典卡羅琳學院的漢斯??羅斯林教授所說:"當今世界的兒童數量也許不會再增長!我們正在進入‘兒童高峰’時代。"
  鑒于所有這些證據,我對未來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信心要比馬爾薩斯主義者樂觀很多。世界的繁榮昌盛,不會在體弱多病的人全部死亡后才實現;相反,這一目標只有在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時才會實現。人不是機器,不會漫無目的地生育子女,我們總是根據所面臨的環境作出生育的決定。
  這里舉一個例子:與曾經的宗主國葡萄牙相比,莫桑比克的母親失去孩子的幾率要高出80倍。這份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表明,每名莫桑比克婦女都必須面對嚴酷的現實;她們對自己的孩子能夠存活下來都沒有信心。我認識很多莫桑比克的母親,她們生育過很多孩子,同時也失去了大部分子女。她們告訴我,每次失去子女都是悲痛的事情,但與最終存活下來的子女人數相比,這些悲痛是值得的。
  如果所有兒童都能夠獲得良好的營養,接種疫苗免疫,在罹患腹瀉、瘧疾和肺炎等常見病時及時得以治療,人們會對未來更有信心。父母們也就可以在孩子能存活下來的基本判斷下,對未來進行選擇。
  死亡率只是影響出生率的眾多因素之一。例如,以結婚年齡和教育程度為衡量標準的婦女賦權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青少年時期結婚的女孩更容易早孕早育,也更可能生育更多的子女。她們也通常會因此輟學,失去了解生理、性和生育知識,以及幫助自己改變命運的機會。而且一般來講,"少年新娘"很難在婚姻中有發言權,或表達自己在計劃生育方面的意見。我剛剛訪問過埃塞俄比亞,并與那里的年輕新娘們進行了長談,她們中的大多數11歲就結婚了。所有人都告訴我,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不一樣的未來。但大家對避孕產品只有零星了解;此外,大家都知道,當自己被迫離開學校時,改變命運的那扇門就已經關閉了。
  而如果女孩推遲結婚年齡,繼續留在學校接受教育,一切就有可能改變。最近一次針對30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顯示,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的婦女平均比接受過高中教育的婦女多生三個孩子。當婦女因掌握知識和技能而變得強大時,她們就會自主地選擇未來,改變命運。
  我最近和一位名叫薩蒂??賽義尼(Sadi Seyni)的婦女聊了一整個下午。她住在尼日爾沙漠地區,有5個孩子,靠著一個貧瘠農場勉強度日。她結婚的時候只有十幾歲,完全沒有避孕的概念。現在她懂了,于是她把每次懷孕的時間間隔幾年,來保護自己和新生兒的健康。我參觀了她學習計劃生育的地方——村子里的一口井旁,婦女們會在那里說話閑聊介紹計劃生育知識。我們聊天的時候,一位年輕的新娘過來取水。她通過翻譯告訴我,懷孕都是"上帝的旨意",她本人無法控制。不過薩蒂覺得,只要這個女孩一直來井邊取水,聽人們閑聊,她會逐漸地改變想法的。即使像這樣朋友間口口相傳的心得分享,也能夠改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有幾百萬婦女和Sadi一樣,結婚 時不知避孕藥具為何物(尼日爾Talle,2012年)
  需要注意的是,擁有計劃生育的愿望只是第一步。婦女還需要獲得避孕藥具來實現她們的計劃。薩蒂的家距離衛生站一箭之遙,但那個衛生站沒有她愿意使用的避孕注射針。她只好每三個月走10英里路去另一個衛生站打避孕針。可想而知,薩蒂對此有些惱怒,因為她為了家庭要克服這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與薩蒂一樣的婦女,沒人告訴她們如何計劃懷孕,她們也無法獲得避孕藥具。全球有超過2億婦女表示當她們不想懷孕時,卻無法使用避孕藥具。這些婦女實際上被剝奪了決定自己和家庭未來的機會。由于她們不能決定生幾個子女、或者什么時候生育子女,她們在撫養孩子、支付醫療費用、或送孩子接受教育時越發艱難。這就是一個貧困的惡性循環。
Sharmila Devi和很多其他婦女一樣,在獲得各種避孕藥具,了解了更多生育間隔相關信息以后,能夠更健康地撫養家庭(印度Dedaur村,2013年)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個良性循環的存在,通過給人們提供基本的健康和選擇的權力,讓婦女與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從而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顯著增長。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亞洲經濟奇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南亞的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專家稱這個現象為"人口紅利" 8。 因為兒童死亡的人數減少,出生的人數也減少,人口的年齡結構逐漸改變,如下圖所示。最后,壯年工作的人數暴漲。這意味著更多人加入勞動力的隊伍,提高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年幼兒童的數量相對較少,政府和家長能夠對每個兒童的教育和健康投入更多資源,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
  [8] 有關人口紅利的更多信息,參見這篇優秀的論文,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人口和生殖健康蓋茲研究所創作:http://gates.ly/1b0a8f1
  轉變不會自己發生。政府需要制定相關政策,促進國家抓住人口轉變帶來的機會。通過捐贈國的幫助,受捐國政府還需加大對健康和教育投資,重視計劃生育、創造工作機會,并建立金融部門。如果政府領導人能夠建立合理的發展戰略,這種良性循環的轉變是可以快速實現的。
  良性循環不僅僅是一個發展術語,數百萬貧困人民實際上都了解這個道理,并在它的指導下生活。我有幸認識很多貧困國家的男性和女性,他們出于自己對家人的愛與樂觀的精神,通過一些點滴小事——如省吃儉用為孩子付學費等,在實際行動推動著良性循環的轉變。他們盼望并為之奮斗的未來,也正是我所相信的未來。
  出生后有健康開始的兒童,能夠進入發展 的良好循環(塞內加爾達喀爾,2013年)
  在這樣的未來里,今天的貧困國家將變得更健康、更富裕、更平等,并且能可持續地發展。而于之相對的、基于馬爾薩斯理論之上的錯估觀念,則認為"要通過永久地犧牲部分人類的利益,以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念完全是對既有證據的誤讀,以及對未來想象的失敗。
  挽救生命并不會引發人口過剩。事實上恰恰相反,創造一個提供健康保障、相對繁榮、基本平等、以及可以自主獲得避孕工具的社會,是保障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方法。只有給予人們自由與權利,讓他們有機會為自己和家人創造美好的未來,整個世界的未來才可能更美好。
原文地址:http://iphone.myzaker.com/l.php?l=52e3338d9490cb143300000e

該文章在 2014/1/30 12:58:46 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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